照理说，像我这样不求上进、思想落后的人，跟红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但偏偏，偏偏我的生命中每每与“红歌”结下不解之缘。
　　前两个月，柳州市委宣传部公布本市机关单位必唱百首红歌中，居然有一首是本人的作品（词作者），博友涂中告诉我的时候我大吃一斤！我找来LZ晚报，看到名单中我的大名确信无疑。晕！这下搞大了，我也成为红歌一份子了。前些天又听说有单位在排演我这首歌，更囧了。好多歌星是人红歌不红，而我却是歌红人不红，这不是要气煞那些歌星吗？而前不久本单位团支部搞红歌K歌赛，居然要劳资来做评委，更是让我无地自容了。
        好吧，我们是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这是小学语文老师教的，正如崔健那首歌唱的：若问我们是什么，红旗下的蛋！
　　近朱者赤，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与红歌发生了关系。
　　从《一块红布》《南泥湾》《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到《红旗下的蛋》《红先生》，崔健堪称摇滚歌坛的“红歌教父”。但是这位“红歌教父”竟然因为唱“红歌”而不时被批被禁，其中的黑色幽默简直可以写一部现代版的《红与黑》。当年内地电台曾禁播《一块红布》和《红旗下的蛋》，十多年前崔健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悍然唱了《红旗下的蛋》，结果原定第二天的演出直接被取缔；《一块红布》曾被当年的文化部长王蒙公开批判说，这歌有政治寓意，影射共产党红色政权，看看这歌词，都写的是什么东西：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偏偏当时我们这些学吉他的小青年最喜欢弹唱《一块红布》这首歌，我们可不管什么政治问题，只感觉是一首不错的情歌。我倒是很想体验一下那种傻傻的幸福感觉，可惜那时从来没有姑娘会拿红布来蒙住我的双眼。
　　还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也是当年我和琴友们喜欢弹唱的一首歌，歌词简洁、旋律明快、节奏生猛，很励志，正适合我们那些满腔热血的愣头青们。这首歌最让我们柳州仔激动不已、肾上腺素狂分泌的就是，末尾唱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其中有一句是柳州话唱的（也可能老崔唱的是四川话，但听起来就像柳州话）。
　　其实不光是崔健，不少摇滚音乐人也都有难解的红歌情结，他们唱起红歌更是激情四射，令人血脉贲张。本人收藏有一张1992年结集出版的《红色摇滚》，这张侯牧人和现代人乐队的神奇之作现在已经成为另类经典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娘子军连歌》《社员都是向阳花》《社会主义好》《我们走在大路上》《国际歌》，香港专栏作家廖伟棠说这是以摇滚为幌子向一代摇滚青年传达了一种朴素的“革命情怀”，里面能听出理想主义的没落，也能听出九十年代初的反讽，甚至不合时宜者的绝望。
    　而94香港红磡体育馆“摇滚乐中国势力”由唐朝乐队演绎的摇滚版的《国际歌》，更是成为了难以逾越的经典。据说，直到今天香港的街头运动现场，仍然有愤怒的中年蜀黍手提录音机边走边播放边高唱这个版本的《国际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可见，有时让摇滚人普及“红歌”效果更佳，至少能把那些从来不屑唱红歌的人争取到红歌阵营来，在他们心中播下红歌的种子。
　　顺带说一件往事，初中的时候，学校搞歌唱比赛，我们班选了一首当年最流行的《亚洲雄风》，不知怎的，当时班主任居然选中了我这个个头不高、其貌不扬、声音难听的男生来和一位女生领唱此歌。后来好像是我比较有自知之明，排练了一两次就主动请辞了，让更优秀的男生顶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但是我还是非常感激当年班主任任老师给我的这份信任和信心，让我一直热爱唱歌到今天。
　　所以，今天，尽管我依旧嗓音沙哑，依旧五音不全，依旧中气不足，尽管我依旧对那些靡靡之音无限迷恋，但是在全民高唱红歌的时候，我也会忍不住来吼两嗓子：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中国。

    （1）40岁老青年的昨日书

不要轻易打开这本书——乐音响起，时光倒流，记忆将瞬时汹涌，世界还是世界，我们却不再是我们……

这是马世芳《昨日书》腰封上的一句话，仿佛在告诫那些喜欢怀旧、容易伤感的老乐迷们，如果你不想让心灵承受回忆带来的伤痛，不想被作者掷向昨天的箭刺中内心最柔软之处，那么，看这本书，还是免了吧。　　

被朋友称为“台湾首席文艺青年”的广播人、乐评人马世芳于200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乐评文集《地下乡愁蓝调》，当时台湾作家、出版人詹宏志曾专文推荐，说马世芳“就彷佛是一个老灵魂装错了青春的身体”——他写音乐，会让你忍不住找出那些歌，一遍遍重听；他写往事，会带你幡然重返曾经沸热的年少青春。此书在台湾一经出版，好评四溢，立刻入选《诚品好读》选书单，获得“读书人”年度最佳奖等多个奖项。《地下乡愁蓝调》也是一本与青春有关的记事本，打动了不少文艺青年，成为了“文青”之间的接头暗号。　　

如今，暌违四年多时间，马世芳又携新书《昨日书》与我们见面，继续着有关青春、叛逆与梦想的“老灵魂”往事。　　

“啊，我彼时是那样的苍老，如今我却更年轻了。”鲍勃·迪伦的歌词被印在书的封面上，也是这个40岁老青年、狂热迪伦迷的最真写照：激情未逝，余烬犹温。本书收录他从2002年以来的文字四十余篇，并配置三十余帧珍藏的流行音乐相关物件照。这个“六年级生（台湾特指1971年至1980年生人）”在书中畅谈音乐，回忆那些曾经沸腾抑或荒凉的青春，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个人记忆与社会交响。　　

（2）带你回到音乐现场　　

因为马世芳的家庭背景，母亲陶晓清是台湾民歌运动领袖、著名电台主持人，家里来往的都是李宗盛、苏来、李建复这些日后的大牌。所以，虽然因为年龄关系，马世芳没有机会亲身经历台湾流行音乐鼎盛时期，但他仍能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打听到乐坛那些“被遗忘的时光”，为我们打开台湾流行音乐一段段前尘往事，带领我们回到30多年前的民歌现场，偷窥到台湾文艺时代的许多秘密。

1976年在台北淡江文理学院发生的那场具有标志性的“可乐瓶事件”，引发了后来席卷台湾、轰轰烈烈的“唱自己的歌运动”。但是，当年那只可乐瓶到底是吊挂在琴头还是捏在手里，最后摔碎了没有？那个摔可乐瓶的胖子李双泽当天晚上都说了哪些话，唱了哪些歌？当年既无录音，更无照片，只有在场者的事后忆述，难免染上重重神话色彩。可是在马世芳如层层剥笋的追溯和探源中，“唱自己的歌运动”源头得以逐渐澄清、明晰，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不修边幅的胖子”盘坐抱琴，激愤而歌，如同亲历了台湾民歌运动史上那个擦枪走火的真切现场。　　

马世芳的文字有一种很强的现场感，他用散文的方式记录和描述着那些与音乐相关的见闻经历。在《再唱一段＜思想起＞》文中，他描述了1979年深秋某日，恒春老人陈达背着月琴到台北录音室为云门舞集《薪传》录唱《思想起》的故事，那段台湾现代音乐史上的传奇在他笔下瞬间复活，仿佛电影一般让人看得惊心动魄：那天他先要了米酒和花生，然后一口气唱了三个钟头，从唐山过台湾一路唱到蒋经国……月琴一阵紧似一阵，苍劲的老嗓子扬起，狂野而婉转，苦楚而放肆。月琴嘈嘈切切，挥洒出满城风雨飞霜……　　

文章写得如此奇崛恣意、挥洒自如，在华语写作中实属罕见，可见马世芳驾驭文字功力之深厚。那些带着体温的文字细腻、感性，让人重拾被人遗忘多年的汉语之美。　　

与《地下乡愁蓝调》一脉相传的是，《昨日书》里依然有一些以前写过的人物，比如披头士、鲍勃·迪伦，但是换了不一样的写法和内容，让人读来更加真切和鲜活。例如《想起Pink Floyd和一个人》《亲眼见到迪伦那一天》《记得约翰·列侬》，仿佛那些人都是马世芳真实接触过的朋友一样可亲可近。马世芳用他独特的回忆体，深情讲述着自己生命中与一个个伟大音乐人交集的片段：我站在人丛中，迪伦就在十几米前方……我静静听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老得真好，但愿我们也可以。　　

（3）激情未逝余烬犹温　　

马世芳在《昨日书》中不仅写音乐，还写往事，写自己的成长历程。　　

在《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中，马世芳讲述了台湾民歌是如何在他心灵深处打上烙印，以及自己是如何慢慢成为一个以此为生的“认真乐迷”。　　

当年，流行音乐都是靠广播来传播，广播人就是最佳的音乐布道者。在《我如何成为一个播音员》文中，马世芳讲述了自己在“中广大楼”里的成长故事，颇为有趣。从小时候如何客串“儿童的音乐世界”节目开始，到后来应中广青春网邀请在“回到未来”节目中介绍披头士，正式开启了“DJ生涯”……马世芳为我们揭开了电台DJ的神秘“面纱”，总结自己多年的从业心得与收获，在那些听着调频广播成长的乐迷们心底引发深深共鸣。还有他如何利用业余时间不计报酬不知疲倦地帮从未谋面的听众复印外国音乐资料、给乐迷复信，只有那个年代的人才会做那样的事。当年的激情，延续到今日，马世芳依然在利用BBS、微博等新的传播手段，孜孜不倦地为乐迷们“布道”，实在可敬。　　

书中还有一部分可算是马世芳的私生活随笔，他写自己用过的尺子、影印机，甚至还写了自己的头发，每篇数百字，轻松简单。这些“短篇练习”让我们看到他音乐以外的情趣和生活。对此，马世芳如是说，个人琐细的经验若写得周到，或许也能为陌生人带来阅读的乐趣。　　

这样的率真，恰恰是诸多职业作家、写手、乐评人所缺乏的。因此，《昨日书》在当下五花八门的图书中显得如此卓尔不群、难能可贵。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马世芳所记录的仅仅是某种大时代下的个人注脚，却是用了那么多年时间换来的。成长是一种生命之美，即使年华老去，昨日成书。